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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的压力主要来自何方？是否都是外需引起？对周期的讨论极为重要。有一种流行的观点是中国经济就应该增长6.8%左右，可惜由于中美贸易战，经济下行压力过大，经济增速低于潜在增速，所以应该加码刺激力度，一定要保6。余教授对于经济波动背后成因的看法大致如此。

另外中央政府鼓励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但很快演变为变相让地方政府转道国企获得信贷资金，从而规避之前对地方政府举债的严格限制。房地产方面，除了大幅松动之前的紧缩政策之外，通过央行补充抵押贷款（PSL）这个新的基础货币投放渠道，借道政策性银行，将总共约3.5万亿人民币的资金投入三四线城市的货币化棚改，极大地刺激了这些城市的房地产市场和基建投资。政府拉动内需必然以扩张性的货币和信贷政策为根基。我们之前章节曾经讨论过，央行统计的社会融资规模可能大幅低估了2015-2017年的实际信贷扩张速度和加杠杆的幅度。

据路透社报道，这是马克龙第二次于达沃斯前晚在凡尔赛宫招待全球一线企业的高管，包括微软首席执行官萨提亚·纳德拉、色拉布的首席执行官埃文·斯皮格尔和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杰米·戴蒙等人。但马克龙本人并没有出席本年度的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法国总统办公室称，马克龙在宴会演讲中提及了法兰西王国国王路易十六和他的妻子玛丽皇后。他对客人们表示：“他们（路易十六和玛丽皇后）得到这样的结局，是因为他们放弃了改革。”此外，马克龙还告诉这些商界领袖，“黄背心”运动体现了中产阶级对全球化的担忧，但“解决危机的办法不是重复我们过去18个月里所做的事情”。总统办公室早些时候还称，包括微创医疗、玛氏、宝洁、思科等在内的外国公司在法国的投资总额将超过6亿欧元（约46亿人民币）。

余教授在对潜在经济增速判断方面的最大问题，“怎么解释经济增长速度的持续下降呢？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由，比如，人口老龄化、环境制约、边际收益递减、改革滞后等等……这种针对当前经济的分析是否正确？很多人回答说‘正确’。我要说‘错了’。以上是我在1998年就未来经济增长趋势所做的分析，如果1998年的分析是正确的，针对现在的经济情况分析还正确，说明它是没用的。”简单说来，就是余教授认为1998年时他用那些理由来预测潜在经济增速下降，最后被证明是错的；现在谁再用这些理由来做相似的预测，也会是错的。

实际上，2014-2015年中国经济增速大幅下滑，股灾使得经济下行雪上加霜，最终中央政府为稳增长开启了一轮新的需求刺激。这轮刺激的特征是以财政（包括准财政的政策性银行）配置资金为核心，以货币宽松和信贷刺激为基础。涉及消费的财政政策方面，2015年10月政府降低乘用车购置税；基建方面，通过政策性银行向邮政储蓄银行发行专项金融债，用于作为地方政府投入基建项目的资本金，规模总计约2万亿人民币。

据悉，之所以在此时将划转整合央企金融资产提上日程，与此前一批非银行金融机构频繁爆雷，尤其是部分新经营业态陆续出现问题不无关系。更早可以回溯至2013年，监管层开始就资本脱实向虚，尤其是国有企业，乃至央企更多并购金融企业的行为进行限制。至2018年，基于实体经济困境、近一半央企主营业务亏损的状况，近一年来顶层一直在讨论国资、财政要贯彻中央国务院防范系统性防范金融风险的要求。